恩望之歌：我真想跟原著者要個簽名。真的寫地太棒啦。
我再把下文因為電腦格式斷地不好的地方重新分段。先PO在我的臉書啦。
恩望之歌補充：從我的信箱當中看到這篇粉棒的文章。建議18歲以上，關心教育，關心自己文化的朋友花點力氣看看（尤其是佛教的朋友們平心靜氣地想想！）。網路我剛才搜尋過了，還沒有部落格貼出來。先感謝原作者的用心囉。
讚！
標題：
儒家的本來面目 Ruei Lingo read it
中國國民黨在孔丘冥誕前夕推出一部養奴性、反啟蒙的短片——讀經篇，使我憶起長達十年的讀經班歲月。
二十八年前，小學時代的我，參加了某儒教團體所組織的讀經活動。在那種宗教氛圍中，童稚的心靈毫無防備地浸潤於希聖希賢的美好響往，某些滿足感與優越感油然而生，鼓動
了每天背誦儒家典籍半小時至一小時的吸儒毒時間。
經過現代化的學術訓練，我開始戒儒毒、排儒毒的療程。回首來時路，儒學有「缺乏知識性」與「泛道德化」二大弊，前者決定了儒學的反啟蒙性格，後者讓儒學成為統治階級奴化人民的利器。
-- 儒家的原貌是「為統治者與貴族階級服務的應用倫理學派」，而且是倡議復古的教條主義者。在其意識型態中，諸子百家，唯儒家典籍可稱「經」。經有「常理、典範」之義，號稱聖人所作，故可垂範古今四海。童蒙需默而識之，毋妄論經義。縱似有不合時宜者，非儒經之不足，而是學者未通微言大義，故需學而時習、善加體會。
當儒家的典籍成為不可顛撲的、近乎宗教的權威後，儒學教育自然無法養成具備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，儒學的知識進程也無法因自我批判而開創新局。
儒生多有嚴重的返祖情結，他們認為經典是古之聖人心性所流露，字字珠璣；今人何德何能？故宜述而不作，但求觸及先聖本懷之一二足矣！即使在事實上，儒學歷經攀借佛教的輸血、搭理學的建構、新儒家的現代化，其學說逐漸從教條進化為略見雛形的知識體系，但「後後豈能勝於前前」？
所以一切進化皆發微於古聖，今人並無超越。這不只缺乏對歷史的批判力，也弱化了因應時代需求而提出系統性建言的能力。此意識型態限制了每個時代儒學的當代性，這也是為何雖然有中國二千年來的知識菁英窮首皓經，儒學的進化卻始終緩慢，至今仍是「思想」而不足以成「哲學」的原因之一。
被儒家所宰制的中國文明有一大特色，就是對各種知識都只有實用興趣而無理論興趣。因為缺乏建構抽象知識系統的能力，文明的腳步只能以土法煉鋼的方式緩慢地累積經驗而前進。在混合佛教教義之前，儒家沒有成系統的知識，只有不知其所以然的、有利於優勢階級的、缺乏人文關懷的倫理要求。正因為沒有理論系統的支撐，儒學對於知識雖有實用興趣，卻弔詭地拙於實用。所以醫卜農桑工藝等「小道」在儒學的宰制與迫害
下，始終無法從實務經驗發展出有系統的「自然科學」 。
即使是儒家高倡的「修己安人」大道，亦無法提出可以媲美佛學、神學、歐洲哲學的知識體系（例如：因思考「人的存在」、「善」、「群己關係」而發展出形上學、倫理學、社會學等成系統的知識），以建構有系統的修身之道、治國之道。散列在儒家諸經的，多屬教條式的要求，所以
儒教所高舉的眾多道德律令就處於雜亂無章的狀態，人人可投機選用，以致淪為口號。唯一稍具雛形的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」，也缺乏可成系統的理論予以後繼。這些反啟蒙的慘況雖稍有改善（註一），但兒童讀經教育所讀誦的「原典」，卻無法窺見儒家因現代化而薄具的理性。正如巴黎索邦大學教授Étienne Balázs所說：「儒學中的理性主義是有限的，中國沒有西方那種運用邏輯、推理和雄辯術的理性主義。中國缺少自然科學的問題無需詳談，很可能主要的受阻原因是儒家的正統觀念，它對智力活動造成的不良影響完全不利於任何形式的嘗試和實驗。」
由於儒家缺乏建構知識系統的能力，中國的文明（不論物質文明或精神文明）在儒術獨尊之後就注定落後西方的命運。儒學滿足了知識階級與統治階級的共通利益，以獨尊之姿迫害諸子百家的生存空間與獨特性（如道家典籍多以儒注流傳），從而取得中國文化的代表權與發言權，而後儒教信徒無一例外地將狂熱的信仰對象從「儒家」延伸到「中國文化」（被儒家父權所禁臠的中國文化）。
當被神格化的中國文明遭受異域衝擊時，這群民族主義者會曲巧地捍衛其脆弱的自尊，諸如：「歐美的強項在物質文明，若論精神文明的高度，世界無能與中國文化比肩者」，此說與「中體西用」異曲同工。在這群狂信徒眼中，中國的精神文明必然優於四方蠻夷：面對歐洲粲然大觀的哲學、文學、社會學、史學、政治學、美學……等理論系統，他們會說：「西方是分析、技術之學，多為世智辯聰，往往見樹不見林；中國是體悟之學，乃大智慧，對人、事、物有整全和諧的理解」。
落後而不自知，難怪相較於自然科學的差距，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以更驚人幅度遜於西方。這種大中國主義還反映在對吸納佛學的過河拆橋。
儒學借佛教哲學而開啟了知識系統化的初步工程（理學），面對異域知識的衝擊，民族主義者由自卑轉自大：「因儒學的奠基，大乘佛教終於在中國開花結果」；這與主張「法國哲學的精華在台灣」一樣可笑。當大中國主義與返祖情結融合時，儒教徒的信仰內容不言而喻：西不如中，今不如古，中國古代最好！
在社會層面，儒學缺乏建構理論系統的興趣與能力，無法從制度面為社會關係的安頓提出改革之道，只能反智且粗暴地將治亂興衰歸因於人的道德問題。
對統治階級而言，有「內聖外王」之說，要求統治者必須修己希聖，才能風行草偃，使天下治。此即所謂「子率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對被統治階級而言，則說「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」所以人人克己復禮（階級之禮），天下自然安定。
中國的儒生如是書寫歷史：天下治，因君王有道，任用群賢（儒生），民風醇厚；天下亂，因君王失道，寵溺奸小（宦官、後宮），民風澆漓。但事實上，中國歷代必然導致土地兼併、賦稅不公以致國庫空虛的「貴族與儒生保障條款」，才是王朝傾滅的主因。
儒家門徒無視政治制度的重大缺陷，而將治亂因素簡單地泛道德化，其過不只在無知與卸責，更令人髮指的，這是為了保障統治階層的利益，而奴化人性的手段。個人生命的際遇，被解釋為個人道德的投射，所以大家要內求諸己、安於階級，有餘力則博施濟眾；而不是從根本思考改變制度的可能性。
這種泛道德化的主張，看似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一體要求克己修身，實則重在將被統治者奴化在自我規訓的狀態，弱化人民對政治的批判力，並使民眾對制度不信賴（期待人治）、對公眾事物冷漠（註二）。儒學的反現代化、反民主特質，極有利於統治權力的穩固。
中國國民黨及其附庸團體對讀經教育的肯定、對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復辟的期待，完全契合中國統治者的愚民之術。
Étienne Balázs的批評針針見血：「官僚們採用儒家學說，大談敬重別人，大講公平互利，但這些美德只是就受過教育的人之間的關係而言；至於普通百姓，首要的美德是絕對服從。儒定倫理的精髓，造成一個家長式統治的世界，而個人的權利、首創精神和意志自由，則完全不見了。」
總結十年讀誦儒家典籍的心得：讀經教育之禍，不只在教學方式；溯其源頭，儒學本身就是反啟蒙、養奴性的毒品。所以對讀經教育的建言就是：儒學是毒品，與其費盡巧思使其無害，不如直說真相：「這是毒，別碰！」
註一）從儒學原典窺其性格，原始儒學或許有某些洞見，卻無力為其洞見進行清晰的論述，甚至有輕賤語言的傾向。雖不能否認儒學知識在經歷佛學與西方文明衝擊後的進步，如理學與新儒學在理論化的努力。但必須很殘忍地指出，由於先天不良，儒學在21世紀的今天，其知識性勉強走到當年柏拉圖的高度。
（註二）儒學將治亂興衰簡單歸因於人的道德修養，並始終在「人治」的觀點下思考社會問題。所以中國在學術方面不可能發展出社會學、政治學、法學...等社會科學；在實務方面不會發展出以「公義平等」為理想的法治社會。
在中國文化的氛圍中，個人的主體性被禁錮，社會的構成是以「關係」而非「人」為基本元素。由於不是從「人」發展出「人與人的關係」，所以儒學所規範的「關係」只有不平等的「上下主從尊卑」，人的主體性於焉消亡，「平等公義的社會制度如何可能？」也就不可能成為儒學的關懷。觀察中國從古至今對人治的渴望、對法律的不信賴、對人際網絡的偏重，可以為證。
中國國民黨在孔丘冥誕前夕推出一部養奴性、反啟蒙的短片——讀經篇，使我憶起長達十年的讀經班歲月。二十八年前，小學時代的我，參加
了某儒教團體所組織的讀經活動。在那種宗教氛圍中，童稚的心靈毫無防備地浸潤於希聖希賢的美好響往，某些滿足感與優越感油然而生，鼓動
了每天背誦儒家典籍半小時至一小時的吸儒毒時間。
經過現代化的學術訓練，我開始戒儒毒、排儒毒的療程。回首來時路，儒學有「缺乏知識性」與「泛道德化」二大弊，前
者決定了儒學的反啟蒙性格，後者讓儒學成為統治階級奴化人民的利器。
-- 儒家的原貌是「為統治者與貴族階級服務的應用倫理學派」，而且是倡議復古的教條主義者。在其意識型態中，諸子百家，唯儒家典籍可稱
「經」。經有「常理、典範」之義，號稱聖人所作，故可垂範古今四海。童蒙需默而識之，毋妄論經義。縱似有不合時宜者，非儒經之不足，而
是學者未通微言大義，故需學而時習、善加體會。當儒家的典籍成為不可顛撲的、近乎宗教的權威後，儒學教育自然無法養成具備批判精神的知
識份子，儒學的知識進程也無法因自我批判而開創新局。
儒生多有嚴重的返祖情結，他們認為經典是古之聖人心性所流露，字字珠璣；今人何德何能？故宜述而不作，但求觸及先聖本懷之一二足矣！即
使在事實上，儒學歷經攀借佛教的輸血、搭理學的建構、新儒家的現代化，其學說逐漸從教條進化為略見雛形的知識體系，但「後後豈能勝於前
前」？所以一切進化皆發微於古聖，今人並無超越。這不只缺乏對歷史的批判力，也弱化了因應時代需求而提出系統性建言的能力。此意識型態
限制了每個時代儒學的當代性，這也是為何雖然有中國二千年來的知識菁英窮首皓經，儒學的進化卻始終緩慢，至今仍是「思想」而不足以成
「哲學」的原因之一。
被儒家所宰制的中國文明有一大特色，就是對各種知識都只有實用興趣而無理論興趣。因為缺乏建構抽象知識系統的能力，文明的腳步只能以土
法煉鋼的方式緩慢地累積經驗而前進。在混合佛教教義之前，儒家沒有成系統的知識，只有不知其所以然的、有利於優勢階級的、缺乏人文關懷
的倫理要求。正因為沒有理論系統的支撐，儒學對於知識雖有實用興趣，卻弔詭地拙於實用。所以醫卜農桑工藝等「小道」在儒學的宰制與迫害
下，始終無法從實務經驗發展出有系統的「自然科學」
即使是儒家高倡的「修己安人」大道，亦無法提出可以媲美佛學、神學、歐洲哲學的知識體系（例如：因思考「人的存在」、「善」、「群己關
係」而發展出形上學、倫理學、社會學等成系統的知識），以建構有系統的修身之道、治國之道。散列在儒家諸經的，多屬教條式的要求，所以
儒教所高舉的眾多道德律令就處於雜亂無章的狀態，人人可投機選用，以致淪為口號。唯一稍具雛形的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」，也缺乏可成系統
的理論予以後繼。這些反啟蒙的慘況雖稍有改善（註一），但兒童讀經教育所讀誦的「原典」，卻無法窺見儒家因現代化而薄具的理性。正如巴
黎索邦大學教授Étienne Balázs所說：「儒學中的理性主義是有限的，中國沒有西方那種運用邏輯、推理和雄辯術的理性主義。中國缺少自然科
學的問題無需詳談，很可能主要的受阻原因是儒家的正統觀念，它對智力活動造成的不良影響完全不利於任何形式的嘗試和實驗。」
由於儒家缺乏建構知識系統的能力，中國的文明（不論物質文明或精神文明）在儒術獨尊之後就注定落後西方的命運。儒學滿足了知識階級與統
治階級的共通利益，以獨尊之姿迫害諸子百家的生存空間與獨特性（如道家典籍多以儒注流傳），從而取得中國文化的代表權與發言權，而後儒
教信徒無一例外地將狂熱的信仰對象從「儒家」延伸到「中國文化」（被儒家父權所禁臠的中國文化）。
當被神格化的中國文明遭受異域衝擊時，這群民族主義者會曲巧地捍衛其脆弱的自尊，諸如：「歐美的強項在物質文明，若論精神文明的高度，
世界無能與中國文化比肩者」，此說與「中體西用」異曲同工。在這群狂信徒眼中，中國的精神文明必然優於四方蠻夷：面對歐洲粲然大觀的哲
學、文學、社會學、史學、政治學、美學……等理論系統，他們會說：「西方是分析、技術之學，多為世智辯聰，往往見樹不見林；中國是體悟
之學，乃大智慧，對人、事、物有整全和諧的理解」。落後而不自知，難怪相較於自然科學的差距，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以更驚人幅度遜於西
方。這種大中國主義還反映在對吸納佛學的過河拆橋。儒學借佛教哲學而開啟了知識系統化的初步工程（理學），面對
異域知識的衝擊，民族主義者由自卑轉自大：「因儒學的奠基，大乘佛教終於在中國開花結果」；這與主張「法
國哲學的精華在台灣」一樣可笑。當大中國主義與返祖情結融合時，儒教徒的信仰內容不言而喻：西不如中，今
不如古，中國古代最好！
在社會層面，儒學缺乏建構理論系統的興趣與能力，無法從制度面為社會關係的安頓提出改革之道，只能反智且粗暴地將治亂興衰歸因於人的道
德問題。對統治階級而言，有「內聖外王」之說，要求統治者必須修己希聖，才能風行草偃，使天下治。此即所謂「子率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對
被統治階級而言，則說「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」所以人人克己復禮（階級之禮），天下自然安
定。中國的儒生如是書寫歷史：天下治，因君王有道，任用群賢（儒生），民風醇厚；天下亂，因君王失道，寵溺奸小（宦官、後宮），民風澆
漓。但事實上，中國歷代必然導致土地兼併、賦稅不公以致國庫空虛的「貴族與儒生保障條款」，才是王朝傾滅的主因。儒家門徒無視政治制度
的重大缺陷，而將治亂因素簡單地泛道德化，其過不只在無知與卸責，更令人髮指的，這是為了保障統治階層的利益，而奴化人性的手段。個人
生命的際遇，被解釋為個人道德的投射，所以大家要內求諸己、安於階級，有餘力則博施濟眾；而不是從根本思考改變制度的可能性。
這種泛道德化的主張，看似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一體要求克己修身，實則重在將被統治者奴化在自我規訓的狀態，弱化人民對政治的批判力，並
使民眾對制度不信賴（期待人治）、對公眾事物冷漠（註二）。儒學的反現代化、反民主特質，極有利於統治權力的穩固。中國國民黨及其
附庸團體對讀經教育的肯定、對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復辟的期待，完全契合中國統治者的愚民之術。
Étienne Balázs的批評針針見血：「官僚們採用儒家學說，大談敬重別人，大講公平互利，但這些美德只是就受
過教育的人之間的關係而言；至於普通百姓，首要的美德是絕對服從。儒定倫理的精髓，造成一個家長式統治的
世界，而個人的權利、首創精神和意志自由，則完全不見了。」
總結十年讀誦儒家典籍的心得：讀經教育之禍，不只在教學方式；溯其源頭，儒學本身就是反啟蒙、養奴性的毒品。所以對讀經教育的建言就
是：儒學是毒品，與其費盡巧思使其無害，不如直說真相：「這是毒，別碰！」
註一）從儒學原典窺其性格，原始儒學或許有某些洞見，卻無力為其洞見進行清晰的論述，甚至有輕賤語言的傾向。雖不能否認儒學知識在經歷
佛學與西方文明衝擊後的進步，如理學與新儒學在理論化的努力。但必須很殘忍地指出，由於先天不良，儒學在21世紀的今天，其知識性勉強走
到當年柏拉圖的高度。
（註二）儒學將治亂興衰簡單歸因於人的道德修養，並始終在「人治」的觀點下思考社會問題。所以中國在學術方面不可能發展出社會學、政
治學、法學...等社會科學；在實務方面不會發展出以「公義平等」為理想的法治社會。在中國文化的氛圍中，個人的主體性被禁錮，社會的構成
是以「關係」而非「人」為基本元素。由於不是從「人」發展出「人與人的關係」，所以儒學所規範的「關係」只有不平等的「上下主從尊
卑」，人的主體性於焉消亡，「平等公義的社會制度如何可能？」也就不可能成為儒學的關懷。觀察中國從古至今對人治的渴望、對法律的不信
賴、對人際網絡的偏重，可以為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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